“减证便民”，为民而来。

　　在政府行政服务领域，公安户籍业务办件量大、与群众关系密切。作为公安部于2019年6月确定的全国唯一开展户籍管理领域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单位，浙江省公安厅在出生登记和跨省户口迁移上呈上了出色的答卷。

　　改革就是要聚集群众身边的小事、烦心事，从群众视角谋划政策体系、设定发展目标。在众多户籍业务事项中，出生登记关联的事项最多，跨省户口迁移的空间距离最远，办理起来相对费时费力。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把出生登记和跨省户口迁移锁定为改革突破口。

　　“从未想过，在‘床边’就把宝宝的所有证件都办好了。”家住浙江省杭州市的林女士说。这正是出生“一件事”联办为她带来的便利——在医院内就可以提交申请，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家庭医生签约和出生户口申报、医保、社保等一系列业务全部办妥，真正实现了全流程网上办理，一次都不用跑。而改革前，办好这些手续，她需先在助产机构申领宝宝的出生医学证明，再分别到公安派出所、社区医院、医保、社保等多个单位办理。

　　原户籍在浙江省湖州市的王女士，则是跨省户口网上迁移新规的受益者。在向上海市徐汇区漕泾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申请户口迁入时，她只填写了申请书、签署了“跨沪浙户口网上迁移告知（承诺）单”，仅过30分钟，上海的户口簿就到手了。如果按照改革前的流程，她需要往返两地办理，所耗费时间自然要多出许多。

　　在浙江办理户籍业务，办事材料“能减即减”，实现了“零材料”办理，如居民身份证补领、换领事项无需群众提供任何材料，就可直接办理；办事效率明显提升，单个事项实现了“零次跑”，居民户口簿补领、换领等19个办事事项可全程网上办，关联事项实现“一次办”，群众无需在不同的办事部门间来回跑；电子数据实时共享，办事周期显著缩短，如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立等即取、跨省户口网上迁移2日内可办结等。

　　据了解，目前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规范已经作为浙江省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并在长三角区域辐射联动，跨省户口迁移已经被国务院纳入“跨省通办”清单，未来将在全国范围推行实施。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曹鎏认为，浙江的上述改革极大方便了群众，使改革成效真正惠及于民，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力推动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最大限度释放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科技保障红利，其示范带动作用也必将推动更高水平的数字法治公安建设。

　　浙江省公安厅在出生这一头给出了“减证”的改革样本，浙江省衢州市公证机构则在死亡这一端作出了快捷办理遗产继承公证业务的示范操作。

　　长期以来，当事人因亲属死亡办理遗产继承公证业务，均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但由于工作变动、户籍迁移、社区人员调整等诸多因素，当事人无法在被继承人生前所在的相关单位取得亲属关系证明，从而导致办理公证期限长、程序烦琐等问题。

　　衢州市司法局瞄准了这一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出台规范办理继承公证的一系列措施，在继承公证业务办理中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现以申请人书面承诺代替难以获取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切实做好公证机构与用证部门之间信息共建共享，为办理遗产继承公证业务的当事人解决了因证明材料难以获取带来的烦恼。自2021年4月8日改革以来，衢州市某公证机构已办理此类案件841件，惠及1700余名当事人。

　　“良好的治理体系，要求在保持规则确定性、公平性、风险可控性的前提下，尽量方便群众办事，尽量提高行政效率，尽量节省社会成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说，衢州市公证机构推行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就是上述努力的一部分。

　　在身后事方面做得好的还有中国银行太原杏花岭支行和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前者为客户快捷办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业务，后者则是快捷办理养老终止业务。

　　过去，已故存款人存款查询和提取均要求公证，手续冗长烦琐，尤其是在存款金额较小的情况下，继承人承担了不合理的时间成本和公证费用支出。部分群众因为无法满足公证办理要求，有时不得不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存款继承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2017年以来，银保监会取消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办理已故存款人存款查询和1万元以内（银行可上调至最高5万元）小额存款提取的公证要求，将提取流程由“公证+银行审核”简化为“银行审核+个人承诺”，极大地便利了群众办事，使金融服务更加贴近群众所需，切实服务百姓民生。

　　而在社会保险养老待遇终止业务中，死亡时间是相关待遇计算的重要依据，因此社保部门往往要求死者家属提供死亡证明。但是这一要求可能导致家属为开具死亡证明往返于多个部门，甚至遇到各种阻碍最终难以提供死亡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市自2019年10月起在社会保险养老待遇终止业务中全面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申请人选择使用承诺书替代证明材料的，经办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不再索要有关证明材料，依据书面承诺按规定予以办理或受理相关事项。

　　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红所说，这些做法简化了办事流程，解决了群众办事难的痛点，较好地体现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的理念。“通过更加信息化、现代化、精细化的管理手段，既让服务质量提升，也让社会风险可控。”